工作原因最近常驻无锡，本来在公交车上已经习惯了无休无止的报站与提醒。“xx站到了，请要下车的乘客向后门移动，准备下车。”“下一站xxx，到xxx购物城的乘客请做好下车准备。”“车辆启动（转弯），请您扶好站稳，抓牢扶手。”……
这些细（fan）致（de）入（yao）微（si）的提醒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常识的小盆友，啥事都得劳烦公车广播里的小姐姐反复嘱咐。 平心想想也还好，毕竟都是和坐车相关的事，也许有人真的没坐过公交车，不知道起步转弯时应该抓牢扶手呢？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在车上听到这么一句和坐公交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提示：“下车请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跨越护栏，文明行走注意安全。”我开始想，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中国的地方官员们自古有一种“父母官”的自我定位。高尚一点的，想的是事无巨细，教化黎庶；自命不凡一点的，想的是消除冥顽，做好“青天大老爷”。无论哪一种，脑海中都存在一个预设：老百姓都是愚昧不懂事的傻孩子，需要全方位的教育。悲剧在于，这种预设是显然不成立的。中国作为从平民中选拔官吏历史最悠久也最为一以贯之的国家，从举孝廉到取科举，如果都基于老百姓是愚昧不懂事的预设，举的是哪门子的孝廉，点的是哪门子状元？
一方面是自诩父母啥都想管的地方官，一方面是并不愚蠢却被当成愚蠢的老百姓，这样的剧本演不出矛盾才是怪事。不难发现，这种矛盾现在依旧普遍存在，公交车上声声不息的广播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父母官的思想还有很多危害甚大的体现，咱们可以一点一点品味。
父母官的思维下，第一个衍生出来的就是家长意志，它和公权力结合之后就变成带着小家子气的权力意志；而权力意志下最容易被看到的弊病就是统一审美，因为它如此突兀还无处不在。统一审美不一定是难看的，但一定不是多样的。权力意志下的统一审美甚至都不大可能是安全(符合大众口味)的。因为权力阶层永远是少数，而其品味从来就没与大众一致过。即便一致了，也会想方设法使其不一致，以保证自己的与众不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们戴各种假发头套、里里外外穿各种麻烦到死却毫不便利的衣物、中国古代朝廷细致到繁琐的各种演礼与仪仗，美不美很难说，但通通都有着把自己与老百姓（以及其他下级权力阶层）区别开来的初衷。看过或做过官方PPT的童鞋们一定不会忘记被（大）红（大）黄（大）蓝配色所支配的恐惧。看一看各个大小城市里市政府和公检法大楼那千篇一律、除了花钱不少看不出任何特色的造型，统一审美是个什么尿性就不言自明了。前一阵子各地搞得火热的统一店铺招牌的运动则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关部门一定看不懂也不知道“背西风，酒旗斜矗”怎么个美法，如果生在古代，估计也少不了红头文件规定酒招子只能规矩立正不得迎风“斜矗”。 统一审美的另一个问题是让人失掉辨别能力，变得盲目自信。去年有人吐槽故宫灯光秀太丑，并将其与冬宫的灯光秀作了对比。故宫博物院长单老爷子却自信这场秀让北京的月亮“比巴黎圆”（巴黎圣母院灯光秀可看这里）。单老爷子对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作出的许多改革都是非常明智也令本人佩服的，但是对这个灯光秀的自信是不是有点盲目呢？这个自信我相信是真的，也正因为是真的，才让人觉得可怕。
父母官思想的另一个衍生物是苦口婆心的教化。丫丫姐和钱钟书都教导我不能“好（hào）教训”。“好教训”一来招人烦，因为你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他人；二来教训的效果不增反减，因为容易听得“耳朵长茧”。 而公权力好教训还会导致一个更大的弊端，就是侵占公共场合下的私人空间。公车上反反复复的广播，高铁上不厌其烦的禁烟令，无不如此。我在加拿大坐公交车去跟丫丫姐私会，路上一个半小时真的是一句广播都没有，大家该睡觉睡觉该看书看书，简直岁月静好。高铁现在号称要提供民航级的服务，然而嘈杂的广播却是从不停歇。我前不久还亲眼目睹一条汉子在高铁上抽烟被抓，可见反复的广播真的收效不大。高铁普及的初期，车上不让抽烟可能算是个新鲜规定，反复播放也就算了，如今高铁都普及多少年了，还这么一直广播，其宣传意义真的已经微乎其微了。自古好妈妈万般叮嘱不如狠爸爸一顿暴揍，物以希为贵，泛滥的总得不到感激，激烈的才会深刻。照着宣传狠抓几个真抽烟的，比不厌其烦的用广播骚扰疲累的乘客真的有效太多。
好教训会逐渐销殁掉宣传的效力，让苦口婆心的劝说变成耳旁风，更为严重的是，还会附带着毁掉政府的公信力。反复宣传的背景下，只要有一个反例出现，所有的宣传都会变成欺骗。一个人天天听着高铁抽烟会被抓，从来没见过谁被抓，这个时候有人给他说我在高铁上抽过屁事没有，这个人会怎么想。一个人看到街头巷尾都是扫黑除恶的标语，结果二叔家对面的三狗子横行乡里还是每天笑靥如花，他又会怎么想。某些搞宣传的童鞋们还以为现在是戈培尔的时代未免太傻了。轰炸式宣传洗脑生效的前提是垄断渠道加信息封锁，互联网当道的今天你真当自己在朝鲜呢。
之前读武志红的《巨婴国》，我脑海中第一个浮出来的词就是父母官。《巨婴国》其书如何不（lao）做（lao）评（dao）论（dao），巨婴这个概念还是颇为准确的。一个什么都想管的政府，才会造就一批什么都想找政府解决的民众。我记得小时候在我居住的城市（甚至现在在很多城市都如此），人们解决很多办法的问题都是简单粗暴一个字——“闹”。公交车司机工资太低了，闹！下岗工人安置不妥当，闹！拆迁规划不合理，闹！闹的潜在目的就是要政府注意，威逼政府出面干预。这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内在逻辑简直一毛一样。多年之后，这种闹更容易被发达的媒体扩散、丑化、歪曲，于是政府想不管都不行了。然而这种“闹”，往往人多口杂情绪激动，一管就难免管出强制措施，一有强制措施就是更多的媒体扩散、丑化、歪曲。政府这时候想出来辟个谣，无奈公信力早已折损，诚恳的辟谣总是被理解成阴谋诡计，于是恶性循环。多年以来的啥都管最后变成骑虎难下的恶性循环。
父母官的另一个问题是踢皮球。平时大家啥都管，导致的就是权责不明，于是等于大家啥都不管，遇到麻烦事可以堂而皇之的说这个归那谁谁管我不管，皮球战术应运而生。我发现许多城市的街道办这么个不能再毛细血管的机构居然有天大的权力。炒股、买房、孩子上学、工作变动、出国探亲，总会从某个神奇的方面牵涉到街道办的证明。街道办其实就是一个皮球社会的缩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一个莫名奇妙的证明，即我们津津乐道的“证明你妈是你妈”，这个证明就是各个机构什么都想管而又什么都懒得用心去管的产物，这些证明就是一个个皮球，该管不该管的先大脚踢出去，让老百姓自己带球跑两步。这些皮球最终汇聚到街道办，成就了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兴父母官。当今社会之所以发达，不是因为有了一个超人的组织能够事无巨细全盘掌控，而是因为各个组织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连小学生都知道这叫“社会大分工”，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全球化也好，工业化也好，城镇化也好，归根结底都落到这个大分工上来。一个政府或者组织能够高效运行，也是基于此。当大家都是超人的时候，等于没有超人，同样的道理，当各政府机构都是全能的时候，等于没有政府机构。
礼与法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一千多年前贾谊给汉文帝的上疏里就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父母官的常见问题就是孜孜不倦于礼仪教化，总想着要事事躬亲，生怕事出不预。可是说一万遍李子酸，也没有尝一颗李子来得实在，教一万遍不要横穿马路，也没有被车撞一次记得清楚。杠精会问所以我们就不要教礼了呗？当然不是。教礼有该教的部门，有该被教的对象。横穿马路是小学校教的，是父母教的，教的对象是孩子。你一个有父母上过学的成年人，法律上讲叫具备独立民事责任能力，非要横穿马路被车撞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用不着政府瞎操心，也用不着公车公司瞎操心。政府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做一个甩手掌柜，甩手掌柜之所以能甩手，是因为小二该干嘛、账房该干嘛、后厨该干嘛，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有权有责。政府该立法的立法，该执法的执法，整天硬要啥都管，法上面不周全，想着靠礼来解决，活该费力不讨好。
丫丫姐曾经跟我感叹日本天皇很可怜，吃什么住什么去哪里，通通要事先经过审核规划，由不得自己随性。其实我认识很多领导也是为了工作没有个人生活，一切都得经过考量和周密安排，终年辛苦奔波。许多衙门里上班的人（尤其是带点头衔的），手机不敢关，单位随时找，上班下班没区别。可是这种生活真的是必要的吗？中国人看了这么多次美国政府关门的热闹，有看出来啥妖蛾子么？去许多发达国家走一圈，你甚至费老大劲找不到市政府在哪里，找到了可能也就是个有点历史的小破石头房子，文物意义多于实用意义，完全没有存在感。政府完全可以过好自己闲适的生活，当一个甩手掌柜，把该做的厘清楚，划细致，谁干什么怎么干，安排得明明白白，自然上班舒爽下班轻松。
我们总是说，中国人口太多，其他国家普通政府机构能应对的事情到我们这忙不过来。这种想法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是个借口。我们是人口多，公务员少吗？人社部统计的2015年中国有716.7万公务员，对比14亿人口，听起来好少是不是？这其实只是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意思是
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这与我们理解的公务人员显然不在一个宇宙里，连新华网自己都忍不住吐槽，觉得应该用财政供养人员（即包括政府机关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来统计。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的结果是3946万人，其中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人员2618万，此后就再也不公布了。而财政部2012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则披露2009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09年人口是13.313亿，这样计算中国在2009年的公务员和人口比例约为1:25，比例并不低。当然这种大致意义上的比例并不说明我们的公务员轻松，因为公务员也存在细分职能，细分之后的每个职能的公务员人数会少很多，而由于其他岗位的公务员也是被服务的对象，会继续降低这一比例。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有3个公务员，分别服务于医疗、财政、农业，我们有另外15个老百姓需要服务，虽然这个时候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为1:6，但每个公务员实际仍然要服务全部另外17个人，即按职能统计的公务员与服务对象比例为1:17。
于是单从纸面上谋划，我们会发现，甩手掌柜似乎面临一个困局：为了让组织运作更权责分明更加高效，应该尽量考虑细分部门职能，使相关公务员专业化；另一方面，细分职能越多，单一职能的公务员人数就会越少，该公务员的服务对象就会越多，反而更累了。这种困局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细分职能到一定程度之后，许多相关职能的公务员仍然是服务于同样的群体，就像医院里挂号的、诊断的、打针的、抓药的，细分的这么多岗位其实从属于同一个工作链条，服务的对象是一猫一样的。
衷心祝愿各位父母官早日当上甩手掌柜。
By Lynxiayel
yulinling.net
11 May 2019 11 May 2019